房产“限购令”似乎是一个新生事物，其实不然。从东汉到清朝期间，执政者一直实施着类似的政策，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，对房产“限购令”都相当熟悉。如今 “限购”的方法是限套数，目的是抑房价。对于古代的百姓来说，“限购令”要求“有条件成交”，购房者“求田问舍，先问亲邻”，即购房者购买前，必须征得出 售方的亲戚、邻居的同意，否则成交无效。
从元朝到清朝，对官员采取的不是“限购”而是“禁购”，而且政策日益趋紧，官员在购房上享受的政策，比百姓差得远了。
明朝官员工作地买房要挨板子
元朝对官员的限购对象，只限于在江南地区当官的蒙古人，到了明代，“禁购”令开始加码，规定“禁购”对象覆盖到全国各地的官员。即“凡有司官吏，不得于任处置买田宅。违者笞五十，解任，田宅入官”。
也就是说，官员不能在自己的工作地买房，如让朝廷得知，扒光屁股，打五十板，开除公职，最后还要将你买的房子充公。
清初官员私自买房会牵连他人
到了清初，出台了比明代更严厉的“禁购”措施，对官员购房知情不报者，实行“连坐”制度，即“旗员历任外省，有在任所置产者，勒限责令，变价回旗。如有隐匿不报，查出财产入官，地方官失察，照例议处”。
意思是：凡旗人去外地工作，敢在工作地买房的，其所买房产由朝廷强制拍卖，拍卖所得归朝廷所有。当地官员须向朝廷举报，如不举报，一旦查出，跟着买房的旗人一起受处分。
乾隆年间，不但严禁旗人在工作地买房，还禁止旗人官员带着年满18岁以上的儿子上任。乾隆七年规定：“历来旗员后辈随任在外，年至十八岁者，例应来京。”意思是，旗人在外做官，孩子假如不到18岁，可以跟着他在工作地栖身，除有特例，若超过18岁，必须送回北京。
清廉宰相租住“驾校”
如此规定背后有玄机：一是有些旗人后辈过于蛮横，欺男霸女，妨害治安，而当地司法机关又碍于面子，不便惩处，于是滋生和谐隐患；二是担心旗人以“子女成人为由”在当地买房。对此，乾隆思来想往，索性把这帮“衙内”强留北京，如此可以“一箭双雕”!
不准官员在当地购房，那官员住哪呢？原来古代官吏的住所，因为常与官衙连在一起，办公住宿连为一体。但官员所住房子属国有资产，官员退休时，所有家具杂用，都须按清单归还。除少数“有立功表现”的官员由皇帝赐给住宅外，大多数官员要么返回原籍，要么自行解决。
宋仁宗时宰相杜衍，因为一生“不殖私产”，退休后，只好长期借居南京车院（相当于现在的驾校），直到去世。连宰相都不能占住官邸，其他退休官员也就可想而知。
针对官员的“禁购令”是为养廉
古代实行“禁购令”的原因实则是严防官员腐败，目的是维护自身统治。毕竟官员受贿方式花样繁多，唯独无偿或者低价受赠不动产难以查清。既然难查清，索性 就不让他们在工作地拥有房产，于是就产生了“潜规则”：不管是谁，只要在任职地买了房，就默认他是贪污，就摘他的乌纱帽，打他的屁股，没收他的房子，甚至 “连坐”知情官员。
尽管政策很严厉，但元明清特别是后期，官员贪腐盛行，不少官员就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想方设法在任职地买房子，使朝廷政策 成为一张废纸。即使被上级查出来，只要多给上级一点好处，大家也就睁只眼闭只眼。尽管存在上述弊端，但那把“达摩克利斯之剑”却一直高悬在官员头上，到底 会有些收敛，总比他们可以合法、随意在自己的管辖地购房要好。